论宁要“封建余孽”不要“文革余孽”的逻辑

​“中堂大人”东北巡视,大谈“闯关东精神”,有好事者于是说“中堂大人”何以放着大庆精神、北大荒精神不谈,偏偏要谈什么闯关东精神,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谁都知道所谓“闯关东”不就是封建时代末期,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农民没有活路,到东北闯天下找碗饭吃吗?一提起闯关东,给人的印象就是人民遭受的无尽苦难。“中堂大人”居然要发扬“闯关东精神”,是要证明中国回到了民不聊生的封建末年,还要是让大家像当年“闯关东”的农民那样生打硬闯、自寻活路?

对于中堂大人的选择性遗忘,笔者也曾好事地建议,能否不要一味考察这个那个家庭农场,何不也到南街、华西去参观参观他们那里农业规模经营的搞法?后来笔者终于明白,不是“中堂大人”不愿意,原来是改革有禁区、探索有底线。由此联想到那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西南王,不就因为有突破禁区和底线的嫌疑,被当年的另一位“中堂大人”在记者招待会咬牙切齿咀咒为“文革余孽”而后被搞掉的吗?

可见“文革余孽”是悬在当今中国人民头上的达摩斯之剑,只要与之相关的统统归于另类,属于绝对的禁区、不得突破的底线。如前面说到的大庆精神、北大荒精神以及南街村、华西村等细究起来还真的与文革余孽脱不了干系。

放在社会发展的大历史中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到文化大革命一波接着一波,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点现在连开明的改革派也不得不承认,如俞正声、孔丹等认为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无可厚非。这就实际部分否定了当年那个“决议”所认为的“文革是一场 领导者错误发动”的所谓“浩劫”。

事实上,文革不仅不是领导者错误发动的,相反恰恰是当时中国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后,就始终交织着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然要有文革的发生,文革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的“破”,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的“立”,破中有立、立在破中,包括大庆精神、北大荒精神在内无不是文革中对社会主义的“立”,而南街、华西也同样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立”之所义。

因此,当转折后,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后,这些社会主义的“立”当然就成了“破”的对象,这又是另一种形式的破中有立、立在破中,不仅是“文革余孽”,整个社会主义的“余孽”都要搞掉。这一点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李锐、茅于轼、袁腾飞可以大骂毛泽东,莫言也可以用其生花妙笔把中国革命沫得一团漆黑,毕福剑这个戏子也可以通过辱毛、污蔑解放军哗众取宠。相应地,《小时代》吃香了,《白鹿原》、《闯关东》等歌颂地主的作品走红了,打开银屏扑面而来的都是帝王将相、绅士老板、少爷小姐,好似中国压根就没有发生过那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一样。

正因为要千方百计抹掉那段历史,就只能让今天的社会直接从封建时代发展而来了,于是让人们拜孔子,大力提倡传统文化,把封建时代的小农经济硬说成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实在难以为继了,又急急忙忙要与西方接鬼搞家庭农场,对南街、华西就是不闻不问,一副“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的面孔。

由此可见,当年批评别人“极左”,哪曾想到自己也有极右的一天。说白了这一切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都是阶级斗争最真实的反映,还是毛主席一针见血:“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今天,我们不妨也可套用主席的话:“改革开发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邓特色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搞阶级斗争了,可他们哪一天不是在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弦崩得比谁都紧。”

因此从一定角度讲,文革和改革都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区别只在于文革光明正大地搞阶级斗争,而改革却打着“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幌子搞阶级斗争而已。

既然是阶级斗争的需要,他们就一定会在历史上寻找自我存在的依托,自然就会对从孔子、慈禧太后到蒋介石的历代封建剥削统治者及其代表人物产生强烈的认同,一种比血缘关系更加深刻的阶级认同。宁要闯关东精神不要大庆精神、北大荒精神,宁要穷途末路的小农经济不要金光大道的集体化,不都是这种宁要“封建余孽”不要“文革余孽”最真实的逻辑体现吗?

他们确实是用行动表明了特色社会到底和谁是一脉相承的。而当今的劳动者,要摆脱“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命运,也恰恰在于必须获得阶级的认同,从而唤醒阶级的意志,形成阶级的力量,才能重新夺回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滠水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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