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岁月:吃药不要钱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们这里的大人小孩都会熟背一首耳熟能详的歌谣:“疟疾蚊子传,吃药不要钱。药是上级发,关心咱社员。八天服八次,防治以后患!”这首歌谣非常形象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党和人民政府对农村亿万老百姓身体健康的关心。

大家可能还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有一种疾病在我国广大农村很多地区传播和蔓延。它就是肆虐多年、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急性传染病——疟疾。疟疾病是通过蚊子叮咬传染的,发病后先冷后热,当地人俗称“打摆子”。根据疟疾传播原理,人的血液里只要有疟原虫,就可能诱发疟疾病。蚊子叮过患了疟疾的病人后,再叮咬他人,就会通过血液将疾病传染给健康人群。

疟疾病发作都有一定规律,发作时间大多集中在夏秋两季,一般多在午后。有的病人隔天发作一次,有的病人每天发作一次,也有少数病人隔两天以上发病。发病时先是浑身发冷,哪怕头上顶着炎炎烈日,也会“冻”得嘴唇发青,浑身哆嗦不止,就是盖上两床棉被也会浑身打颤。

发冷时间一般持续2到3个小时,然后冷的症状逐渐消失,浑身开始发高烧,温度可达到摄氏40度以上。出了大汗以后,病人开始昏睡,大约3到5个小时后病人才能完全清醒。今天疟疾发作过去了,等到明天或后天同一时刻又会再次发作,如此循环反复不止。最多的可以连续发病一两个月,最后把健康人的身体彻底拖垮。

疟疾病对人体损害很大,除了大量消耗人的体力,还会造成身体极度虚弱。最可怕的还会留下后遗症:凡是发过疟疾的病人一般都会出现“肝大”症状,当年有很多青年人参军时,都在这一“关”被卡下来。医生朝肝部一摸,大声说:“肝大3公分(厘米)”,得!你的参军理想瞬间就破灭了。

疟疾这种病很难治,在我们这里又称“邪病”。传统的治疗大多采用迷信方法。比如在病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朝病人怀里放些东西,如故人衣服、动物尸骨等,说是可以“驱邪”。

我小时候就用过这种办法,但最终还是连续发作了16次。最后不“打摆子”了,大人高兴地告诉我“邪气”已经驱走了。直到后来我当了大队赤脚医生,才知道那是迷信。那都是老百姓在对疾病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实施的一种心理治疗。听老人们说,以前发疟疾都是采取这种办法硬撑着。当然,撑过一定时间疟疾也会自动终止,但那时病人已被折磨的不成样子了。

疟疾病的集中爆发,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进入七十年代之后开始大规模流行。最高峰时的1973年和1974年,许多生产队的大人小孩几乎人人发病。下午生产队长敲钟干活时,百分之八九十的社员躺在床上不能出工。

我记得1973年夏天,我们队7名队委会成员同时发病,出工时当队长的父亲只好让不是队委会成员的团小组长领着干活。疟疾的爆发流行不仅严重侵害了劳动人民的身体健康,也给农业生产带来难以估量的破坏和影响。

疟疾的爆发流行一开始就引起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从1968年起,上级有关部门通过农村各级卫生机构,对疟疾病进行防治。比如组织群众灭蚊,给病人服疟疾药等。不管是内服药物还是针剂,全是免费的。

但是,通过两三年努力,疟疾病的传染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最后,上级卫生部门通过研讨(我们当时听传达,说是中央、国务院直接责成卫生部进行的),发现疟疾病一直控制不住的主要原因是治标不治本。要想彻底杜绝疟疾传染,就必须发动群众搞全民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还要开展全民性的疟疾防治。只有彻底消灭蚊子这一“传播媒介”,杜绝疟疾病人这个“传染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疟疾流行问题。

对老百姓来说,这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困难重重。发动群众开展全民性爱国卫生运动,进行灭蚊灭蝇,这项工作很好开展,唯有全民服用防治药物进展得不顺利。其主要原因就是防治过程太复杂,而且服过药后还有强烈的药物反应。

根据防治方案,每人每个疗程8天,需要连续服用8次。紫色、粉红色两种药物一起服下,成人一次要服一二十粒(具体用量记不清了,但成人至少在10粒以上)。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服用这种药物后绝大多数人都会出现呕吐、恶心、头昏等症状,所以大家都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得病时恨病吃药,病好过抛在脑后”。结果连续搞了两年,效果一直不理想。

从1974年春天开始,我们徐州地区8县(其他地区我不了解,但徐州地区是这样搞的)全民动员,开展为期两年的大规模“抗疟运动”,先后组织了好几万人,集中精力打歼灭战。具体做法是:以县为单位,把所有赤脚医生都集中组织起来,编成一支支工作队,跨公社分赴各地开展“抗疟”。

我是赤脚医生,也有幸参加了这两年声势浩大的“抗疟”工作。1974年3月中旬,我随抗疟工作队来到距离我家40多公里的房村公社;4月中旬又转战到50公里外的塔山公社。1975年3月中旬我被分到徐州市北面15公里的柳新公社东城大队;4月中旬又来到徐州东郊25公里的紫庄公社岐山大队。

“抗疟运动”都是分成三个阶段,每期大约20天:5天宣传发动、登记造册,10天时间送药上门或送到田间地头(包括8天疗程和2天找补),5天时间检查验收。宣传发动阶段还要求每个社员(特别是成年人)都要会背诵上级印发的“抗疟歌谣”,以此检验宣传发动工作是否家喻户晓。

除外公社派来的工作队员,本公社还要抽调相当于工作队2到3倍的医务人员和中学生,配合工作队进驻各大队,一般得大队都要派驻3到5名。另外,大队还要求抽出1名主要干部专项负责(一般是支部副书记或革委会副主任,也有大队支部书记亲自抓的),妇联主任、团支部书记密切协助。

生产队由副队长、妇女队长带队,大队赤脚医生全体出动,每个生产队除原有卫生员,再抽调5-7名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男女青年,分别组成2到3个服药小组。每小组3人,一人负责分发药物,一人负责拎着水瓶送水,一人负责对照花名册登记。要求亲眼看服下肚,服完药后还要张嘴检查,防止个别社员含在嘴里不朝肚里吞。公社派驻的工作队成员,与大、小队干部、赤脚医生组成若干小组跟踪检查。

整个疗程结束后,大队先组织自查,每个社员都要询问到,看有没有漏服的,有没有疗程不够的,有没有药量不足的。大队自查之后,公社再组织互查。只要发现上述任何一个问题,除严肃处理派驻的工作队员和大队干部,还要重新组织返工。

每个公社开始这项工作前,都要隆重召开抗疟动员大会,要求三级干部任何人不得缺席,各大队书记还要在会上表态。服药工作完成后,公社还要召开总结表彰会。那两年,我家有不少搪瓷缸、日记本,上面都印着“XX公社抗疟纪念”字样,那是我多次参加“抗疟运动”的记录。

在岐山大队“抗疟”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该大队有个姓杨的瞎子,那年30多岁了。都说“瞎子会诌,聋子会扯”,杨瞎子平时没事,就喜欢冬天坐在太阳底下,夏天蹲在阴凉地里瞎琢磨。他很聪明,会编打油诗、顺口溜,既押韵又合辙。他仰着脸天天听社员们学唱“抗疟歌谣”,也忍不住喉咙眼发痒,依韵编了一首。

上级印发的6句歌谣是:“疟疾蚊子传,吃药不要钱。药是上级发,关心咱社员。八天服八次,防止以后患!”

他改编后的6句变成了:“疟疾蚊子传,吃药拿现钱。药是上级发,吃了也白搭!八天服八次,啥时能服完?”

上级要求背诵的6句歌谣没学会,不少社员却把杨瞎子改编的6句歌谣背熟了。很多小孩蹦着跳着到处喊唱,可把负责这项工作的大队副书记老江气坏了。老江要处理他(处理办法就是罚他家200个工分),我连忙拦住说,算了算了,他也是当玩笑瞎编的,教育教育就行了。后来杨瞎子听说这件事,让侄子领着摸到大队部,跪下就给我磕头。

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抗疟”一连搞了两年。1976年之后,各公社则根据不同情况自己开展防治。其实,肆虐多年的疟疾病到1975年秋季就得到了有效控制。我们大队1973年发病人数是2600多人,占总人口的80%。1975年发病人数下降到300多人,占总人口的10%。1976年发病人数不足50人,只占总人口的1.5%。1977年,我们全大队只出现7例。到1980年,我们大队的疟疾病就彻底绝迹了。

今年清明节,我回家上坟时听乡亲们说,已经绝迹20多年的疟疾病现在又出现了,仅我们自然村(原有3个生产队,1000多口人),去年就出现了20多例。我听后非常担心:千万别像上世纪70年代初期那样,出现大规模的疟疾爆发和流行啊!

因为我曾做过八年多的乡村赤脚医生,我非常清楚,如果真的出现那种情况,对目前一盘散沙的农村老百姓来说,实在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因为那时侯党和人民政府能够不失时机地组织人力物力开展“运动”来“抗疟”,而且全是免费的。现在已经多年不准搞“运动”了,老百姓手里又不宽裕,再爆发疟疾怎么办?恐怕只能采取“驱邪”办法来对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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