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岁月:自行车春秋

1978年,我调公社办公室工作。来到机关后的最大愿望,就是能拥有一部属于自己的自行车。

那时候,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统计,每天通过手摇电话与各大队会计联系,索要各种进度和数字,年终要搞年度报表。另外还要撰写各种总结、发言、调查报告等,就相当于办公室文书兼统计员。由于要写材料,所以经常陪书记、主任或有关领导下村队、厂矿、企业实地调查。

我们这个公社当时是徐州地区人口最多的,面积也比较大,山地(所谓山地就是很小的山丘,最高的山也就海拔100多米)、平原各占一半,总面积127平方公里,人口75000人,大约12万亩耕地。

平时组织各大队书记、主任检查参观,开现场会,大家都是骑自行车。公社领导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带队,后面跟着大队干部,浩浩荡荡,很有气势。如果会议规模较大,要求三级干部都参加的时候,公社就从农机站抽调两部汽车或50拖拉机,拉着机关干部。

各大队也开着拖拉机,拉着大小队干部,一个点一个点的跑。但多数时间是骑自行车,特别是分片驻队或下队搞调查。有的大队距离公社驻地很远,最远的要超过三十华里,没有自行车实在不方便。

我是1972年秋天学会骑自行车的。当时公社卫生院派驻我们大队的医生叫朱宝义。这人很热情,他主动对我说,你得学骑车,不然出门太不方便了。他把自己的自行车交给我,让我放心大胆去学。刚学会时,车瘾特别大,摸到自行车就不想撒手。

那天,我骑着自行车朝村外跑,没承想刚到村口,就发现一个光屁股小孩正坐在村口小桥中间。为了躲孩子,我一慌神,结果连人带车都钻进河里。好在水不深,但由于是直接扎进去,全身都湿透了。

我浑身湿漉漉地爬上来,担心这样回去让人家笑话,干脆骑着自行车朝村外生产路上跑。我想通过这种办法,尽快让风吹干我的衣服。一个多小时过去,衣服干得差不多了,我才回医务室。那天正值秋末季节,一个多小时的秋风把我吹出一场重感冒,吃药打针一个多星期才好利索。

在去公社机关之前,我一直在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虽然还兼着大队团支部书记,但除了参加各种会议外,多数时间都在医务室里。即使需要出诊,也在本大队范围内,路程最远也就七八里路。

那时候人们都习惯徒步,个把小时的路程出诊根本就不算回事。当然骑车的机会还是很多,朱宝义那部半新不旧的自行车,几乎成了医务室的公车。除了他回家时使用,大多时候都是我骑。比如去公社卫生院进药,参加防疫例会,分片检查卫生等等。

到公社机关后才发现,没有自行车实在不行。急用时想朝人家借,可人家的也不一定闲着。看到人家不太情愿的样子,自己也感到难为情。那时候,自行车供应还很紧张,都是按计划分到各基层单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紧俏商品先来到供销社,然后由公社负责财贸的副书记或副主任掌握分配。因为数量少,需要排队挂号,即使挂上号,也要等个一年半载甚至时间更长。

我这个新来的社有人员,即使挂上了号,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为出行方便,我便退而求其次,准备购买一部二黄自行车先凑合。这个想法很快就实现了。1978年底,公社组织委员老郭分到一部永久牌自行车,他原先骑的旧车便“下岗”了,通过党委秘书从中说合,我花了70元买下老郭这部旧车。

这部自行车是“德国造”,锰钢的,分量非常轻。整个自行车最多也就二三十斤,一只手就可以轻轻举起来。另外,车子还是单飞的,不仅分量轻,车速也非常快。有了这部自行车,我终于可以不再低三下四去求人,开会、下队调研都非常方便了。

1979年五月份,为迎战四夏(夏收、夏种、夏分、夏管),公社干部包干驻队,我被分配到刁店。这个大队距离公社20多里路,每天早上7点钟从家里动身,只要没有特殊情况,8点前可以赶到地方。当天下午5点从大队动身回公社,不会耽误6点钟的汇报。这部自行车陪我一年多,不仅驮着我跑遍了全公社二十多个大队,还救过病人。

那是我到刁店驻队不久的一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急着赶回公社汇报。在刘庄大队村口,突然有人拦车。这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汉子,可能因为我在办公室工作、又经常下队的缘故,很多人认识我,但我却不认识他们。

这个中年汉子指着一个抱小孩的妇女,着急地对我说:这小孩发高烧,医务室的赤脚医生去城里奔丧没回来,你把她带去医院吧!我一听,人命关天,不管什么事,还是救人当紧。

我二话没说,立即表示同意。这部车自从到我手,今天还是第一次带人。没想到这车虽然轻便,却很扎实,抱小孩的妇女坐在后座上,竟非常稳当。我跑了10多里路,一直把她送到医院。尽管汇报迟了十分钟,但说明情况后,领导也没有批评我。

没想到第三天上午,这个抱小孩的妇女和她丈夫找到公社办公室,连说要感谢我。因为医生告诉她,如果再晚一个小时,孩子就恐怕没命了。

尽管已经拥有一部自行车,但这部车太破旧。我从内心里还是希望尽快能轮到我,换一部新车。1979年年底,分管财贸的李书记告诉我,这次供销社来了一批自行车,但大部分是无锡产的长征和南京的大桥,他问我要不要?

其实,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能买到一辆永久或凤凰,其他品牌,我有些不大情愿。于是我问,这次要长征或大桥,如果以后来了永久、凤凰,还有我的份吗?他说长征和大桥也是挂号的,当然算指标。我一听,当即表示这次不要,再等下次机会。

1980年夏天,这个机会终于让我等来了。我接到通知,这次一共来了三十部永久自行车,按排号顺序已经轮到我了。可是当我准备好钱的时候,情况却突然出现了变化。

原来,有个要退休的助理员,知道来了自行车,临退前提出要求,希望以照顾的名义给他儿子一辆自行车。对于这个请求,公社领导班子决定予以满足。但是,车子分配都是排号的,把谁的名额让出来呢。他们从三十个排号人员中反复筛选,最后我非常荣幸地“当选”。分管财贸的李书记找到我,让我顾全大局,还保证下一次来车,第一个就是我的。我当然没有拒绝的理由和资格,只好等下一次机会。

这年年底,供销社又新进一批,我终于买到一部属于自己的永久牌自行车。

我把车子推到自己的办公室,看着这部闪着光泽的自行车,心里非常激动。我当即取出几张刻钢板的蜡纸,又把早就准备好的一卷废弃电影胶片拿出来。先用蜡纸将自行车大扛仔细缠好,外面再用电影胶片包扎。这样做就是为了保护大扛不受磨损。

包好后,我又用蜡纸的底层薄膜,将车身、钢圈和车链子,非常仔细地擦拭一遍。当天傍晚,我是骑着新车回家的。回到家,我又把车身、车圈新粘的泥土再次擦拭干净,才放心去干别的。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欢喜的不行。那几天我异常兴奋,骑在车子上都感觉浑身轻松。

俗话说,乐极生悲,这种高兴的心情只维持几天,就被破坏得一干二净。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心血来潮,决定骑着新车转转,其实就是想显摆显摆的意思。上午10时左右,我来到潘楼大队舅舅家。看到我的永久自行车,几个表弟羡慕地直咂嘴。他们每人都骑着车围着打麦场遛了一圈,我虽然心疼,但也只好由他们去。

中午饭在舅舅家里吃,可是二表弟骑着车子一直没回来,一开始我还以为他骑车显摆炫耀去了,可是一直等到下午三点都没见到他的影。看着其他几位表弟挤眼抽鼻的奇怪表情,我突然明白了。我知道,在我离开之前,二表弟是不会回来了。

果然,舅舅掏出180元钱放在我面前,他说,你在公社上班,比他们有办法,这辆自行车就让给他吧!我能说啥呢?看到这个结局,我懊丧万份:你没事瞎显摆啥哪!车子加锁,一共一百七十六块五。我收下这180元,没好气地从兜里掏出五块钱找给他们。我实在没想到,这部自行车到我手里只有四天就改换门庭,最后还“亏损”了一块多钱。

自行车被二表弟骑走后,我只好重新骑上我的那部“二黄”。我羞于向人们提起这件事,怕人家笑话。当然,不少人还是很快就知道了,便嘲笑我,看你还炫耀不?

分管财贸的李书记对我很同情,他安慰我:我替你想着呢,只要有有机会,一定再给你弄一辆。可能是因为我曾“顾全大局”,所以他还记在心里。我也知道他这么说是好心,但大家都在排队,我怎么好意思再去争人家名额呢?

从此,我便死了心,抱定“守着二黄车、彻底闹革命”的念头,再也不想新车的事了。可是,越不刻意去想,好事却偏偏会突然降临。那天,李书记笑嘻嘻地对我说,好事来了,快准备钱吧,给你一部永久!我不敢相信自己耳朵,这怎么可能?

原来,前几天我跟新来的书记下队搞调研,他发现我骑的自行车非常破旧,就询问李书记。李书记把我的情况给他讲了,新来的书记立即表态:先把我那部给他,我自己以后再说。原先,我们公社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书记新到任,都要先给他一辆自行车。新来的书记本来自己有,而且还是九成新,所以他就把他的那部让给了我。

我顿时惊喜万分,同时也从内心里感谢这个新来的书记。新车子到手,我还像上回一样,里里外外包扎一新,只是吸取了上次教训,再也不敢去亲戚家显摆了。

我把这部新车当成了宝贝,爱惜的了不得。一开始的几个月,我几乎每天都要擦拭一遍,后来嫌浪费时间,就改成两天擦一遍,一年以后,就变成一个星期擦一遍了。因为我发现,经常擦拭并不科学,本来很有光泽的,都因为擦拭太频繁而变得浑浊。另外,下队都是走土路,下雨阴天时最容易粘泥,擦拭不当,对车子损害实在太大。所以,只要不是太脏,一般都不去擦它。

其实,自行车给人们带来的方便不少,但带给人们的苦恼和麻烦也很多。

骑车人,最大的苦恼就是碰到粘湿土路。有句话:干路车驮人,湿路人驮车,就是指的这种苦恼。车子行走在粘湿的土路上,车圈与泥瓦之间很快就被粘泥塞满。一旦塞满粘泥,车子就无法再行走了。

那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骑车人,他们一手推车,一手拿着树条或木棍,走一段路就要停下来清理一会,不然就无法前行。有时候路上实在太黏,骑车人只好把车子扛在肩上步行。这种情况很长时间才改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农村的土路逐渐被石子路、水泥路、柏油路取代,这种苦恼才消失。

骑车人的第二个苦恼就是碰到阴雨天。大家赶路或者上班,总要披上雨衣。但阴雨一般都与大风相伴,雨衣经常被风刮起来,穿上等于白穿,最后还是被弄得浑身湿漉漉的。

最令人哭笑不得是,骑车到单位后,前面看不出什么,身后却溅满了泥点,一件衣服就这样被弄脏。有时正骑着车子前行,一辆汽车从身边的水洼经过,哗啦一下就会弄你一身。你在后面高声喊骂,司机却得意的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所以,有时上身是干的,下身却搞得全是水。

有的二黄车,时间长了,毛病也出来了,不是爱掉链子,就是车子跑气。车链子掉时,双飞车子还好办,单飞的就很难处理。有的担心车子跑气或半道没气,干脆把打气筒随身携带,随时预备着。

那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种“光腚车”,就是除了车把、大扛和两个轮子,其他啥都没有,链盒、泥瓦全拆掉了,那是防止爱掉链子、粘泥塞车而故意拆掉的。

有时候,车子连脚踏子都没有,只有一根细细的铁棍,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光腚车”。有人说,除了铃铛不响啥都响,就是指的这种老掉牙的破车。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舍不得丢弃,一直修修补补,继续让其效力。有了它,就比走路轻便快当。车子再破都比儿子强,车子可以整天驮着自己,儿子却不能。

回头再说说我的永久车。它在公社陪着我过了将近四年,跑遍全公社二十四个大队、七十六个自然村、一百六十八个生产队,跑遍全公社六十九个山头周边的所有大路和小路,甚至跑进数万户社员的家庭小院。

1984年我应聘到徐州日报社工作,每星期都要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往返一次,它又陪我六年多,至少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柏油路石子路,丈量了三百多次,直到第一次离开报社。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骑着这辆自行车,还干了很多很多事。在我养牛、养猪、养鱼的日子里,我用它买过猪精猪种,买过防疫药物,载过猪草饲料,载过鱼种鱼苗。

在我从事商业经营、企业运行的时候,它驮着我度过无数次凄风苦雨,陪着我度过了将近十个春秋。直到1998年第二次回到徐州日报社,又是它驮着我第二次进城。

进入二十世纪,这部车子已经十分破旧,但我仍然舍不得丢掉它。尽管交通越来越便利,骑车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但我还是偶尔会把它推出来,骑着转几圈,找一找久违的感觉。

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乡镇机关的自行车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不仅书记、镇长换上轿车,即使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也都有了价值数十万元的坐骑。

过去乡镇领导骑着自行车带队开会检查,大家感到很亲切,都有接地气的感觉。现在开着小轿车,离群众是越来越远了。不久前到某办事处(好多乡镇都改成了街道办事处)找人,发现院内院外都是车,一打听,原来是召开村组干部会议。

有人说,不仅乡镇长一级干部有小车,村干部也有,有的地方连村民小组长都坐上轿子了。表面看生活水平提高了,交通工具也上了档次,可老百姓却不这么看。他们说,除了干部和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咱老百姓有几个能坐起?

看到不少人把自行车束之高阁,有钱人换成了小轿车,上班族也换成摩托或电动车,有人便推断,自行车可能要退出市场,成为共和国的历史。我对此持不同观点,从环保和锻炼身体的角度,自行车一定还会有很大的市场和空间。

我觉得,按照绿色健康环保的社会发展要求,在一定时期内,自行车还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自行车的春秋大戏还会继续上演,城市公共自行车的出现和快速发展就是一个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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