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崔永元现象”

初始崔永元,自然是因为中国第一档最具影响力的脱口秀节目“实话实说”。我想象不出一个节目主持人居然可以如此风趣、睿智和幽默,同时又如此平易近人,像邻居家的小伙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是“实话实说”的忠实观众,直到他不再主持这档节目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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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

崔永元复出后,又主持了两档新节目。一档是“小崔说事”,单看场景布置,作为同龄人,我就知道这和他对童年时代的美好记忆有关:仲夏之夜,头顶满天的繁星,坐在院子里听大人们拉家常、讲故事——那是一个无忧无虑的、没有“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焦虑的快乐童年。

另一档则是“电影传奇”,主要内容是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电影的一个梳理和回顾。这档节目激起了我极大共鸣。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谁没有体验过看露天电影时那种节日般的快乐呢?谁又不能信口背出几句电影台词呢?

——“这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因为共军太狡猾了!”“不见鬼子不挂弦!”“大桥附近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 ……,等等。我深信这档节目带有崔永元明显的个人印记,甚至是他个人情感的一种折射,而这种情感,也是大部分60后的共同情感。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两档节目的收视率并不理想,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两档极为优质、纯净的节目,像一汪泉水那样清澈,像阳光下晾晒的白床单那样干净。

根据崔永元主导的这些电视节目,加上他参与的一些公益活动(如正在进行的“给孩子加个菜”,义务主持“打工春晚”等),我们可以判定,崔永元有着深厚的底层情怀和朴素的正义感,他在情感上是高度认同给他带来美好童年的毛泽东时代的。

崔永元再次进入我的视野,则是由于他横空出世般的介入了“反转”斗争。这一行为使他开始从一个媒体人向社会活动家转型。“反转”彰显了崔永元的社会责任感,由于他的巨大影响力,崔永元的介入开始迅速扭转了在转基因问题上话语权不平等的状态。

被主流蓄意压制而一直处于“闷烧”的“反转”声音,终于进入了公共话语平台,这就为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创造了一个基本前提。在这个问题上,崔永元居功至伟。

大概正是为了“反转”吧,崔永元开通了新浪微博。通过这一属于个人的自媒体平台,崔永元不断发表对各类问题,包括历史问题的看法,这让我又渐渐看到了崔永元的另一面:和他的情感世界相反,他的世界观却是和仇视毛泽东时代,完全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自由派公知高度重合。

这也就意味着,崔永元的精神世界是分裂的,他“理性”反对他的情感,而他的情感却反对他的“理性”——也许,这就是他罹患抑郁症的真正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想,这和60后(也包括一部分50后和70后)所经历的大时代以及特殊思想历程有关。同样也是60后的著名学者祝东力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一文中,梳理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他认为,60后一代,早期在思想感情方面,都有一个“红色背景”,但在这一“红色背景”确立的同时,随着文革的退潮和失败,思想又渐渐“走上怀疑和探索之路,逐渐右倾”,接受了自由主义关于历史和现实的解释,认为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到了八十年代,“在早年的‘红色时期’结束后,我们人生经历中的一个‘蓝色时期’开始了”。

但是,历史发展总是按照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进行的。待到历史的车轮行至90年代,随着贫富分化、吏治腐败、环境污染、黄赌毒现象的沉渣泛起以及中国重新成为美国围堵打压的对象等,“蓝色时期”对未来的美好想象再次落空,相反,“我们早年关于红色中国的记忆在经过八十年代的长期压抑之后,开始苏醒,成为一种批判的资源。我们惊异地发现,原来曾经被看作教条的概念和命题许多都表达着真理,原来曾经被嘲讽讥笑的人物和故事许多都充满了魅力。我们甚至触目惊心地发现,实际上,我们今天面临的种种困境,许多都只是应验了毛主席当年的政治预言。”

笔者读到这一段时,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因为我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心路历程。比如在八十年代,我也曾赞成彻底否定文革,但九十年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又促使我思考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文革的发动者声称这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究竟是一种借口呢?还是看到了现实危险?

如果仅仅是一种借口,那么如何解释苏东剧变?如何解释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如果确实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的话,那发动文革就不仅不是错误,反而彰显了发动者的远见卓识以及为了挽救社会主义,不让人民吃二茬苦,遭二茬罪而不惜自己被“打得粉碎”的大无畏牺牲精神!

厘清了这个关于文革大是大非问题,对其他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

对新的社会现实进行新的思考的结果,使得祝东力以及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60后又再次从“蓝色时期”进入到了一个新层次的、超越了朴素感情的“红色时期”。回首“蓝色时期”,祝东力用不无懊恼的笔触写到:“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被笼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国历史,否弃中国革命乃至近代以来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传统,质疑国家、民族、集体,向往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语言、文化和学术思想。不必讳言,八十年代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相当程度上是可耻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60后在整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早年的“红色时期”进入到八十年代开启的“蓝色时期”,但只有少部分人(这些人能够“对新的社会现实进行新的思考”、富有自我批判精神、愿意严厉解剖自己、敢于“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人才能再次进入“红色时期”。而包括崔永元在内的大部分人却只能沉滞其中,备受精神世界分裂的煎熬,或抓狂或抑郁,或陷入看破一切的虚无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崔永元的抑郁也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症候,是时代的抑郁。

当然,大部分人之所以不能走出“蓝色时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自由派知识精英对文化舆论界的严密掌控。他们一方面封杀一切敢于反思的左翼声音,另一方面则充分利用一切话语平台,持续不断地对毛泽东时代进行妖魔化,其洗脑工程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以及无孔不入和无微不至,堪称史无前例。在他们织就的天罗地网中,能够奋力挣脱出来的又有几个?作为深陷其中的受害者之一,崔永元并无特殊之处,仅仅是比较著名罢了。

崔永元有着真诚的底层关怀和亲切的红色记忆,只要他愿意思考和面对事实,假以时日,我相信他能够得出更为符合实际的结论。我也希望仍然处于“蓝色时期”的朋友一同加入思考和讨论——我们思考的结果,不仅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命运,从长远看,也终将影响到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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