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岁月 :农家小餐桌

这些年来,国内主要媒体几乎心照不宣地统一口径,对曾经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全面讨伐。他们极力歪曲、污蔑和谩骂人民公社,其手段之卑鄙,谎言之无耻,实在是世所罕见,令人发指。几亿农民赖以生存的“人民公社”,竟成了一个邪恶的“人间地狱”。

我是那个时期的过来人,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民公社社员,我最有发言权。我笔下的“人民公社岁月”,没有无原则的吹捧,更没有蓄意的编造,都是自己实实在在的经历。我不否认那个时期的许多不尽人意。但是我也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某些人不顾事实的对人民公社进行不负责任的攻击。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把那段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

让历史来审判吧,每个人都应坦诚面对,无须遮掩!【古彭万俟轩,江苏 徐州】

农家小餐桌

苏北地区,农户家里的饭桌俗称“案板”。案板的桌面多用杨柳木做成,下面四条腿,中间两根牚,非常扎实耐用。案板的用途很广。擀面条、包饺子用它,烙馍、蒸馒头用它,切菜、剁饺馅还用它。饭菜做好了,把案板上的东西收拾收拾,一家人围一块,这个做饭做菜的案板就变成了家庭小饭桌。

另外,这个饭桌不仅做饭做菜吃饭时用,学生回家做作业时用,妯娌小姑做女红时用,红白喜事过大年写对子时用,来了客人喝酒招待还是用它。

这个扎实的案板尽管很耐用,但多数家庭使用几年后,桌面就会变得坑洼不平。比较小心的家庭主妇,案板寿命便长一些。不会使用的,案板很快就惨不忍睹了。手巧的妇女,案板“分工”明确:剁肉、剁馅用力重,对桌面损害大,这时就用四条腿支撑的部位,烙馍、擀面条时才用中间。

有些妇女不注意,不管做什么,连剁骨头都在案板中间用力砍,结果四个角还好好的,中间已经凹陷下去。最严重的,有时还会因为用力过猛而出现桌面损坏断裂等情况。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的案板要比别家大一些。因为我们家人口一直比较多,最多时达到十一口,桌子太小围不开。另外,父亲还非常好友,经常请亲戚朋友来家里吃饭喝酒,有时七八个人,围得满满的。

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母亲从来不上桌。一是人太多坐不开,二是她还有给我们盛饭的“任务”,坐在桌子跟前不方便。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几千年的封建陋习:女人不能上桌面。尽管解放以后已经没有了硬性规定,但多数人家还是传承了这个不成文的老规矩。

在我们家,父亲一直最受优待。他的伙食变化情况,可以看作是我国农村几十年家庭餐饮的发展史。我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记事,1958年以前的事情记得不是太清楚,但从1959年初春开始,记忆就特别清晰了。因为从那年春天开始,大家开始饿肚子吃不饱饭,所以有关吃的记忆就特别深刻。

父亲的伙食一直都比我们好。这其中的理由很充分,一来他是家长,是这个家庭的最高领导者;二来他是家庭顶梁柱,重活苦活都是他干,所以理应吃得好一点;三是他的“嘴缺”。

什么叫“嘴缺”,这是一句苏北土话,就是不愿吃“孬”的。这个“孬”读平声,就是“不好”的意思。但这个“孬”只是相对而言。白面馒头与地瓜窝头相比,地瓜窝头是“孬”的。而地瓜面窝头与野菜树叶相比,野菜树叶就是“孬”的了;大鱼大肉与白菜罗卜相比,白菜罗卜当然是“孬”的。而白菜萝卜与少油无盐的野菜汤相比,野菜汤又是“孬”的了。

说到我父亲的“嘴缺”,爷爷常说那都是他们从小给惯坏的。我父亲是独子,没有兄弟姐妹,逃荒要饭被我爷爷收留的奶奶,将近四十岁时才生下他。爷爷老年得子,就像得了一件宝贝,从小便娇生惯养。尽管家里十分贫穷,但只要有一点像样东西,都要送进他的嘴里,所以从小养成了“嘴缺”的毛病。

1959年春天,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开始。记得上一年粮食是丰收的,可不知什么原因庄稼大多没有收上来,成了丰收不丰产的特殊年份。结果第二年春天遭到了报应,食堂也开不成了,大家都为填饱肚子发愁。

很多人跑到尚未开冻的地里,刨开冻土,寻找上年掩埋在地里的红薯。多数红薯已经冻烂,但还能充饥。把它弄回家,捣碎后在锅里煮或在笼里蒸,也可以拍成厚厚的饼子放在鏊子上熥。

父亲不肯吃这种东西,母亲就把家里仅有的一些面做来给他吃。当我们吃红薯叶或其他野菜掺红薯面做成的窝窝头时,他吃的是纯红薯面。当情况略有好转以后,我们能吃上纯红薯面做的窝头和“龟打”(苏北的一种普通面食,原料多为劣质的红薯面,因无法烙成烙馍,只能用手拍扁,然后在鏊子上熥熟)时,父亲吃的“龟打”就要包皮了。

所谓“包皮”,就是外面用白面粉,里面裹着红薯面,然后做成“龟打”。随着生活的进一步好转,我们的伙食不断升级,父亲的伙食也在向更高层次冲刺提升。所以,当我们吃上“包皮”的“龟打”时,父亲已经吃上纯麦面的烙馍。我们能吃上烙馍了,他的烙馍已经开始用猪油熥成油馍,或用葱花、鸡蛋熥成“菜夹馍”了。

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社员都是按所得工分计算报酬的。一年中有预分、决分两次分配,分别放在夏收之后和年末两个时间。家庭劳力多的农户工分挣得多,年终分配时钱就分的多。劳力少小孩多的农户工分少,分的钱也少,而且还有一些户要透支。所谓“透支”,就是所分的粮食、物品,折成钱后已经大过工分收入。

一般来说,透支户都是困难户,不要当年缴纳透支钱,而是挂在会计账上,等来年分配再结算。有的户一直透支多年,直到孩子大了,工分挣得多了,才慢慢把欠款(透支钱)还清。

但事情还有另一面,透支的困难户其实因此会得到不少便宜。因为那时候大人小孩分粮标准都是一样的,小孩多的家庭,口粮每年都会有结余。劳力多的农户,反而口粮显得很紧张。结余的粮食可以拿到集市上换些钱,或者用粮食兑换一些家庭所需物品。所谓“便宜”之说,就是因为分配的口粮价格很低,与市场相比差不多悬殊一半。所以透支的困难户,实际上是变相占了便宜。

按理说,我们家小孩也不少,与其他社员农户相比,生活水平至少不会太差。但事实不是这样,我们家的口粮每年都不够吃。这原因就出在父亲身上。

一是父亲宴请好友的消费太多。我印象中,我们家三天两头有人来,一来就是好几个。来人吃饭是非常破费的事,不仅需要花钱买酒买菜,主食还不能吃杂粮,至少要吃白面烙馍。那些年,我们家的大米白面几乎都进他们肚子里去了。

1970年以前,我们这里还没开始大规模旱改水,水稻面积不多,所以在分配的口粮中,小麦只占三分之一,其余都是高粱、玉米和红薯。麦面不够吃,只能变卖杂粮兑换。杂粮换细粮,有时要二三斤才能换一斤,所以我们家也会出现口粮紧缺的情况。

为了节省和顾全脸面,母亲曾想出很多办法。每次烙馍都按客人多少计算出需要的数量,绝不做得太多。我们吃的杂面“龟打”则放在烙馍下面充数,这样就会显得烙馍数量很多。每当来了客人,我们必须等到他们酒足饭饱离开后才能吃饭。因为我们不能吃数量有限的烙馍,只能吃杂面龟打,而龟打都在下面,一拿就露馅了。

另外就是做菜时也有讲究,客人酒足饭饱离开,母亲要把剩菜里面的肉拣出来,以备下次来人再用。直到这时,馋涎欲滴的我们才能一窝蜂冲上去,抢吃那些残羹剩菜。有时候会很幸运,因为烙馍还剩几张,我们兄妹就能在吃杂面“龟打”的同时,还能吃上一张白面烙馍。我记忆中,那些残羹剩菜剩汤,尽管有价值的东西已被母亲拣走,仍然很香很好吃。母亲看着我们你争我抢、狼吞虎咽的馋样子,心里肯定不好受。

第二个原因是父亲交友送人的数量太大。我父亲非常喜欢交友,而且出手特别大方。当别人需要而家里没有时,他也会千方百计花钱买或用粮食换。我母亲一直说他“打肿脸充胖子”。最让我母亲生气的是,他还非常武断,不管送人什么东西,从来都不跟我母亲商量,都是先斩后奏。

那些年,我们家几乎所有的好东西都被他拿来送人了。生产队分的花生、棉花、大豆等,一样都搁不住。我记得公社食品站站长老齐就和他是好朋友,两人经常在一起喝酒。因为他们有交情,所以很多农户过年过节或遇到红白喜事时,都喜欢托我父亲帮他们买猪头下水。

老齐跟我父亲的关系确实很好,我父亲的出手大方,也让老齐很钦佩。那一年,父亲把家里分的20多斤籽棉,拿到轧花厂脱籽后,六七斤皮棉全都送给了老齐。母亲知道后很生气,父亲解释说,老齐家在山东,媳妇在家种地,一个人晚上睡觉太冷,送他几斤棉花添个棉被不行吗?

七十年代中期,老齐突发脑溢血在单位病故,我父亲忙里忙外好几天,还随着灵柩把他送回老家。还有一次,在母亲不知道的情况下,他擅自把家里仅有的几十斤黄豆送给火车站的一位朋友,同时还给这个朋友带去一口袋白面。

快过年时,几户邻居合伙做豆腐,每家都要按比例拿出二十斤黄豆来,我们家没有,只好用小麦跟人家换。父亲把黄豆送了人,自己却忘记了,还埋怨母亲不会过日子,连几十斤黄豆都搁不住。母亲为此气得跟他大吵一架。

上述两个原因,造成我们家口粮短缺,也连累得我们跟着吃苦。这种状况直到1970年以后才开始慢慢好转。因为那时候我们这里开始大规模旱改水,水稻面积大幅度增加,除少部分经济作物,如棉花、花生、大豆、苜蓿、薄荷等,大部分耕地都是小麦、水稻轮作,只有靠山坡的一些零星土地,还种着红芋、玉米等作物,大米白面已经不紧缺了,我们的伙食才开始慢慢好起来,白米饭和白面烙馍也逐渐成为我们家饭桌上主食。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农户家庭大多都有了八仙桌,有的家庭还添置了餐桌和茶几,切菜做饭都有了专用的菜板和面板,那种粗糙的案板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在农户家庭逐渐消失。但是,我在这个被称作案板的家庭小饭桌旁,至少坐了三十年,所以对案板有着特别深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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