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岁月:党员冬训班

在我的记忆中,1983年之前,公社党委每年都要在春节前,利用十天左右时间,集中开展一次党员干部培训。因为这种培训都是在冬天农闲季节进行的,所以俗称“党员冬训班”。我是1983年底离开公社机关的,此后是否还继续举办这种培训活动,就不是很清楚了。

名义上是党员培训,其实参加培训的不光党员,还有队委会以上全体干部、机关单位负责人、社办企业车间班组长以上非党员干部,以及候补党员和已经写了申请书正在考察阶段的入党积极分子。

培训一般采取三种形式。一是开大会听报告,或组织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作经验介绍;二是以大队为单位组织学习讨论;三是开展自查自评,根据各自单位和自身情况检查评比。

开大会时一般都是集中在公社大礼堂,学习讨论则分散在公社驻地的中小学教室、乡镇企业的厂房办公室,或住房比较宽敞的农户家中。

参加培训的党员干部要求早晨8点前准时到会,下午5点散会。中午饭以大队为单位集体开伙,与会人员自带干粮,伙房提供大锅菜、咸汤和开水。

1978年之前,我作为大队团支部书记曾连续参加了两三年培训。调到公社机关以后,又多次作为“公社干部”分到大队或单位参加学习讨论。说实话,那时候的培训还是很认真的。

特别是学习讨论,玩的都是“真枪实刀”,面对面提意见,没有任何顾忌,有时甚至“火药味”很浓,说“触及灵魂”一点都不过分,这种“触及灵魂”的做法,确实也能解决不少实际问题。

记忆最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1977年,一次是1983年。为什么这两次记忆这么深刻呢?因为1977年的这次培训,我父亲在讨论时受到冲击,我也因此受到了牵连;1983年的那次,是因为在学习讨论时出了事故,伙房烟筒突然倒塌,把我们生产队的党小组长砸死了。所以对这两次“党员冬训”记忆特别深刻。

下面主要说说1977年的那次冬训。

我父亲从解放初期就当村队干部,但一直都是次要角色。土改时当过民兵队长,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一直都是生产队副队长。副队长主要协助队长抓生产,其实就是带社员出工干活的人。

1970年下半年,原来的生产队长因故停职,我父亲从此代理队长一职。可是,停职的队长一直没能复职,而我父亲就一直“代”了下去,一直“代”到人民公社解散的1983年。

父亲不当生产队长以后,被安排到大队采石场当场长,直到1989年退休为止。作为生产队长,我父亲是称职的。他在担任生产队长的十几年里,不仅各项工作一直走在全大队前面,工分值也是全大队最高的。他喜欢交友,所以外面路子宽,来钱路也多。

比如,组织石工为煤矿开采巷道所用的石料,与城里酒厂合作打捞酒糟养猪肥田,组织青壮劳力外出搞副业,等等。生产队的经济收入增加了,工分值自然也就提高了。

由于父亲喜欢交友,粮管所、供销社、食品站就有很多熟人,就连公社境内的县陶瓷厂、农药厂也有很多“铁哥们”。

那些年,我们大队的很多社员,都喜欢找我父亲帮他们购买紧缺物资。办红白喜事,托他到食品站买套“猪头下水”;出门探亲访友,托他到粮管所兑换粮票;日常所用就更多了,像供销社的紧俏商品肥皂、白糖之类,陶瓷厂生产的砂缸、瓷盆,以及农药厂的控制农药“呋喃丹”等。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父亲的人缘一直都不错。但我父亲也有致命弱点,那就是脾气暴躁,熊人不分场合,而且一点不留情面,有时候甚至十分专横,所以也因此得罪了一些人。

因为脾气不好,父亲一直都没入上党。但他是一队之长,是几百口子的当家人,所以每年都要参加党员冬训。

1977年,是华国锋上台的第二年。这一年,全国广大农村曾开展过一次以农业学大寨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的主调仍是斗私批修,整顿干部思想作风,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为保证运动顺利开展,县委还统一从各公社抽调一大批工作队员,进驻各大队、生产队,负责领导和组织这次运动。

运动分好几个阶段。先是宣传动员,接着是干部自我检查,最后是发动社员群众给干部提意见。提过意见后,干部还要自己先“说清楚”。

什么叫“说清楚”?就是对群众提的意见,给一个合情合理的答复和交代,同时要求从思想深处提高认识,狠斗“私”字一闪念,挖出错误思想的根源。直到社员群众满意以后,这个干部才能过关。

“说清楚”阶段也叫“上楼”,社员满意过关后再让你“下楼”。这一阶段是“社教”运动的重点,俗称给干部“洗澡”,帮助干部卸包袱,最后达到轻装上阵的目的。

在“洗澡”阶段,有社员给我父亲提意见,说他脾气暴躁,态度专横,当众骂过社员,把本队的一名女社员逼得差点上吊。我父亲一开始并不服气,他拧着脖子争辩:什么脾气不好?难道明偷暗抢我也不管?把生产队的东西都弄到家里我也不问?

骂社员这件事我是知道的。我们三队有个中年女社员,手头不干净,平时就喜欢占个小便宜。因为她有小偷小摸的毛病,父亲对她一直很留意。

有一次社员集中在打谷场边的柳树阴凉下剥花生,保管员先将带壳的花生称好分给大家,说好剥完后按剥出的花生米过秤记工分。为防止个别人钻空子,我父亲提前交代保管员,收花生米时,花生壳、花生米都要一起拿来过秤,不仅总量不能少,花生米和花生壳的比重也要符合比例。凡有疑问的,一律详细检查。

这个喜欢占便宜的女社员前来交货时,细心的保管员很快就发现了问题。他不想直接得罪这个社员,但又不想放过她,就频频朝我父亲挤眼睛。

我父亲过来一看,问题还真不小。首先是花生壳、花生米的总量少了差不多一斤,其次是比重也不对。我父亲当即让妇女队长搜身,结果从这个女社员的内衣口袋里搜出很多花生米,一过秤竟有八两多。

父亲又安排几个社员把她剥出的花生壳重新检查,检查结果令人啼笑皆非:两仁、三仁的花生很多都是剥一半留一半。大家把这些花生米重新分拣出来,一称竟有2斤多重。

我父亲气得当场大骂:“早就看你不是个好东西,大家要是跟你一样,生产队早就垮台了!”这个女社员当众出丑,羞得捂着脸朝家跑。她婆婆后来告诉人们,儿媳回家后摸绳子要上吊,是她死死夺了下来。但是,这只是她婆婆一个人说说而已,没人能够证明真假。

关于我父亲骂社员这件事,在工作队内部也有争议。有人说,这种私心严重的社员,不下狠心治治也不行。也有人持相反意见,说管理归管理,还要讲究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是不行的。

大队书记也说,咱们当干部的,要把社员当成自家亲人。毛主席都说了,咱们是公仆,老百姓是主人,主人即便有错,咱做公仆的也不能骂人家。

大队书记和我父亲关系不错,他听得出这是书记明批暗保的策略,便借梯子下楼,连说书记批评的对,自己脾气确实暴躁。孩子老婆都骂过,这是错误的。骂社员就更不对了,这是因为内心深处还没有把社员当成自家亲人。

他表示,要真诚向这个女社员检讨,以后再碰到类似事情,要采取批评教育方式,不能再犯简单粗暴的毛病。父亲检讨后,大家认为还比较满意,也就很快轻装“下楼”了。

本以为已经洗过“澡”,“说清楚”了,却没想到冬训时又有人提出新问题。

那一年的冬训搞得很紧张。第一天集中在大礼堂听报告,第二天听外县外公社开展冬训工作的经验介绍。从第三天开始分散学习讨论。先学习报告,后讨论外地经验。

因为都是老生常谈,所以也讨论不出什么新花样,直到开始自查自纠,气氛才开始热闹起来。先从大队干部开始,书记带头自查。他说自己个性柔弱,工作缺乏魄力,办事没有主见,这些年贡献太小,有愧全大队的几千名社员群众的期望。

他自查后,一位副主任接着发言,说书记年年老一套,总是那几句话:个性柔弱了,工作没魄力了,办事没主见了……等等,去年这样说,今年这样说,过年还是这样说,难道你就没点新意?说那些废话有用吗?关键是以后怎么办!

说这话的副主任姓董,是“四清”之前的老书记,后来退下做副手。他敢说敢讲,口才又好,他发言时,由于直指书记本人,而且说得很严厉,大家听得都很认真。

其实,那时候开会跟现在不同,很多人还是敢于发表意见的,甚至敢面对面给领导提意见。当然也有不少人抱老好好态度,怕得罪人,提的意见也多是隔靴搔痒,不着边际。

但每当这种时候,有人也会嘲笑提意见的人:“你这话就等于跟没说一样!”董主任的发言引发热烈讨论,大家受他启发,也你一句我一句,把书记搞得很狼狈。

书记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大家提的意见很对,我虚心接受,以后就看我的行动吧!大队书记过去后,接着是大队副职,如副书记、副主任,然后是大队会计、民兵营长、妇联主任、治保主任、团委书记、贫协主席等人。

除了书记,还有一个副主任也受到很大的冲击。这个副主任平时喜欢喝酒,一喝就醉熏熏的说酒话,社员群众很有意见。大家给他指出这一点时,他开始还争辩说,喝酒也是为了工作,有好几回就是因为他“舍命陪君子”,狠命喝酒把事情办好的!

大家不依不饶,说他强词夺理。还有人说,干脆把他的辩护意见报上去,让全公社都来评评。他见自己越争辩大家越不肯放过,只好老老实实认错。

但是,这个副主任不吸取教训,会议过后仍然我行我素。两年后,终于因为乱吃乱喝受到社员群众揭发举报,公社党委便让他提前退休了。

大队干部自查自纠结束后,开始轮到生产队这一级,生产队长首当其冲。我们大队十个生产队,从南往北按顺序进行,我们队排第二。轮到我父亲时,他先做自查,自查内容还是工作作风简单粗暴、态度专横之类。

他本以为这一回能轻松过关,没想到本队的两个大队干部突然发难,说我父亲以权谋私,借助手中权力为自家谋利益。我父亲莫名其妙,不知他们指的是什么。

那两个大队干部不明说,只要求我父亲自己反省,主动交代以权谋私问题。我父亲的倔脾气上来了,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以权谋私,我也从没有借助手中权力为自家谋过什么利益。

大队书记见状,就说,既然他自己不明白,那就把意见摆在桌面上吧!于是,这两个大队干部就提出了椅子的故事。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但家里没有书桌和书橱,平时看书写东西都是趴在母亲的陪嫁桌上。由于桌子太高,木凳太矮够不着,只能把两个四方凳摞在一块。所以,我一直都想拥有一把椅子。

因为我们生产队没有木工,上年(1976年)麦收前夕,父亲出面请附近石桥村的王木匠前来整修农具。我认识这个木匠,就把想要一把椅子的想法告诉了他。

他说,椅腿的木料不好配,但他家里有,等他回家后一定给我打一把。事情过后大约一个多月,他捎信说椅子打好了,让我去扛。

他家距离我们村七八里路,我兴冲冲跑到他家把椅子扛了回来。扛回来时这把椅子还是“白茬”,我又买了桐油和一盒铁锈红,全部油漆一遍。但这件事父亲并不知道。

听了两个大队干部的揭发,我父亲迷惑不解,正在不知说什么好时,一旁的我却不能沉默了。我说,这把椅子的确是王木匠送我的,但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私人交情,与我父亲没有关系。

再说,木料是王木匠私人所有,跟生产队无关,怎么能与以权谋私挂钩呢?我的话还没说完,其中一个大队干部便说,话不能这么讲,他为什么要送你一把椅子?为什么不送给其他社员群众?这其中的弯儿谁看不明白?

我一听立马火了:你什么意思?有什么弯儿?纯粹胡说八道!

书记见我很激动,便出面制止说:不管人家说什么,都要允许人家把话说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你这样做,别人谁还敢再提意见?再说,这件事不管你和王木匠有什么私人交情,或者出于什么目的,但客观上的确给社员群众造成一种干部接受他人东西的印象。您爷俩都是干部,这种影响总要注意吧!

我当时虽然很气愤,但觉得大队书记讲的也有一定道理。父亲也觉得这件事没办法澄清,就站起来说:这件事我虽然事先不知道,但也是有责任的,谁让我是队长呢?等回头让队委会评估一下,打价退还生产队!

我没有表态,仍愤愤然。父亲表态检讨,并决定退赔,大家就同意父亲过关了。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过来,“社教”“洗澡”时关于我父亲骂社员一事,以及今天提出的我父亲以权谋私问题,都是我们生产队的两个大队干部合谋策划的。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那时候,大队干部、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技员等,都属于大队统筹工。所谓统筹工,就是在大队工作,在生产队里记工分。

我当时是大队赤脚医生,还兼着团支部书记,也属于统筹工范畴。除我之外,我们生产队还有两个大队干部,也和我一样是统筹工。我父亲当了生产队长之后,每逢冬季扒河以及夏秋两个大忙季节,都点名让我回队参加生产。

他说,黄金铺地老少弯腰的时候,只要是生产队社员,就有义务参加劳动。如果不让你回来,我也不好去管别人。这样一来,那两个大队干部也要和我一样回队参加生产劳动,他们对此当然不乐意。

因为有我带头,他们表面不好说啥,心里却一直不高兴。我和他们成天泡在一起,能明显感觉出他们的不满情绪。我曾就此跟父亲说起过,让他不必太认真,但他一直不肯听。

这件事过去以后,多少年我都对此耿耿于怀,认为这两个大队干部动机不纯,根本不是帮助干部改正错误,而是利用党员冬训借机报复。但是,通过这些年的改革实践,再看看眼下社会上的各级官员所作所为,我一下又释然了。

那些年里,每年都有这样或那样的运动,当干部的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生怕犯错误被社员抓住小辫子,时时刻刻要看着群众脸色办事。现在倒好,一个小小的村民小组长、村主任、村支书,就是一方“土皇上”,他们横行乡里,无法无天,什么顾忌都没有。

过去的那种群众运动,尽管有人借机报复,或出现一些“莫须有”的问题,但这种现象恰好也为干部们敲了警钟,时刻警醒干部不敢越雷池半步。即使干部受点委屈,也比现在失去人民群众的监督,都成了无法无天的地痞流氓要好得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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