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好好看看这篇让人激动流泪的文章

前几天在毛主席忌日写了一篇文章《人民领袖毛泽东》,那是在毛主席逝世四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谈到,在人民群众所有赞颂毛主席的颂词中,唯有“人民领袖毛泽东”是其中最贴切的形容。今天看到这篇描述毛主席对人民充满深情的文章,感到古往今来唯有毛主席才堪称“人民领袖”这四个大字。特别是看到毛主席下面这段话,忍不住泪流而下——

“到底谁是父母?是官老爷,还是人民群众?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义务,绝不能有骑在父母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现在党内许多人已经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国民党就是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最后被赶到一个岛子上去了。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关系也搞颠倒,我看,迟早有一天,也会被人民群众赶到某个小岛子上去的。你相信吗?你不信我信。”

主席话锋一转:“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关系再颠倒回来呀。要使我们党的干部都弄清楚这个关系,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要在主人的监督下,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当好仆人。否则,主人有权用大字报向你炮轰,甚至撤你的职,罢你的官。”

看到这段话,你就明白了毛主席为什么要坚持和号召继续革命,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要维护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就是为了要让共产党的干部像孝敬父母那样孝敬人民群众!为此,毛主席不惜牺牲一切,不惜付出一切,不惜得罪一切,不惜一生忍受党内的孤独!古往今来在所有伟大的历史人物中,能够把人民群众举在头上,放在心上,自始至终都摆在生命第一位的,只有人民领袖毛泽东!

与迄今为止所有国家领导人包括那些关心人民群众的领导人相比较,毛主席有两个根本特点是独有的,是其他领导人所不具备的。一是毛主席从来不是高高在上、居高临下地关心人民,而是把人民看得高高在上,像仆人对待主人那样对待人民。二是毛主席从来不是把维护和巩固国家权力看得高于一切,而是把维护和巩固人民的权利看得高于一切,当二者之间发生矛盾时,毛主席宁可砸碎国家权力也要维护人民的权利。这两条特别是第二条,古往今来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做到。

所以人民领袖这个称号只属于毛泽东,永远属于毛泽东。所以人民群众才会在毛主席逝世四十年以后,仍然舍生忘死地捍卫毛泽东,崇拜毛泽东,歌颂毛泽东。几天前针对这个问题,有位西记者在采访时问我:中国老百姓崇拜毛主席的背后是不是有国家的推动?我当时回答说:你错了。如果你说四十年前人民崇拜毛泽东有国家推动,多少还有些根据的话,那么今天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纪念,则完全是自发的,是发自内心的。不仅没有国家力量的推动,相反,还要受到各级地方政府和基层政权的打压。人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经过前后三十年的比较,人民越来越懂得了毛泽东,懂得了什么叫人民领袖毛泽东。

毛主席对人民的热爱,还有一点是其他领导人所没有的,就是在热爱人民方面,毛主席总是躲在镜头后面,而让周总理等其他领导走在镜头前面。看到毛主席对辽宁煤矿工人的关怀,让我想起了著名歌唱家邓玉华对我说的一个小故事。有一次,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遇到了刚下煤矿演出的邓玉华,得知井下工人喝不上白酒,便立刻招集人民大会堂的十几个部长说,我周恩来可以喝不上白酒,你们这些部长可以喝不上白酒,但是我们的煤矿工人不能喝不上白酒(说到此处,邓玉华已经泣不成声),立刻调集大量白酒给煤矿工人,但是不包括厂矿干部,只供给下井工人。(此事见《张宏良:不知道周总理面对今天的“煤黑子”会作何感想?》)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人民地位,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人民领袖,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人民总理。八十年代一些反毛人士经常别有用心地高喊一句口号:“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企图用这个口号否定毛主席。其实,人民总理爱人民,是因为背后有着人民领袖毛主席,是人民领袖毛主席,培养出了“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总理。

这篇文章还提到了毛主席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并且有些文不对题地变成了文章题目。其实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从根子上铲除个人崇拜的领袖人物。毛主席把所有人全都定性为是社会分工不同的普通一员,就彻底铲除了个人崇拜的社会基础,当官的是人民勤务员,指挥打仗的是指挥员,做思想工作的是政治委员,冲锋陷阵的是战斗员,做饭吃的是炊事员,喂牲口的是饲养员,扫大街的是清洁员……总之,大家都是社会普通一员,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谁也甭想让谁崇拜谁。

但是,人民大众有自己的固有逻辑,他们知道没有人民的领袖,就没有人民的利益。一盘散沙的人民永远都只是待宰的羔羊。所以人民大众从来不把对人民领袖的崇拜看作是个人崇拜,而是看作人民大众的一种自我崇拜,看作是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根本手段。人民领袖越是拒绝人民崇拜,人民就越是崇拜人民领袖。这种崇拜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包括被崇拜的人民领袖毛主席本人。这就是历史的力量,人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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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吼:胡闹!哪路神仙发明的“三忠于”?

来源:中国将军政要网

摘自海疆在线微信号

作者:海燕

一次朋友聚会,一对陌生老人引起了笔者的注意,经友人介绍方知,这对老人竟是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夫妇!若非亲眼所见,我怎么也不会将这对朴素得近乎寒酸的老人同开国领袖联系在一起。席间免不了谈及共产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毛远新回忆起当年毛主席的几件往事,于是深情地一一道来:

1968年国庆节前,中央通知,党中央、毛主席邀请全国各地的工人代表到北京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辽宁当时是全国主要的工业省,中央给了三百个名额。

接到通知后,我们从全省各地市的各行业中挑选代表,有鞍山、本溪的钢铁工人,有抚顺、阜新的煤矿工人,有沈阳的重型机械、军工企业的工人,有大连、锦州的造船、机车工人,有辽阳、丹东的轻纺工人……特别是那些建国后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老劳模、老工人,由这些工人组成了全国的代表团之一:辽宁省工人国庆观礼代表团。

到北京后,辽宁工人代表团住进了北京饭店,这在当年可算是北京最高级的宾馆了。对于常年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普通工人而言,这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他们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接着,中央又通知说,毛主席邀请部分省市的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给了辽宁一百个名额,还有二十位工人代表可以在国庆节那天和毛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个消息在辽宁代表团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周总理在电话中告诉我,进中南海的辽宁工人代表,就住一中队的营房。

我当时特别兴奋,一中队是中央警卫团专门负责毛主席警卫任务的中队,营房就在主席的住处丰泽园南门的斜对面。代表团一住下,我就立即赶到一中队驻地去看望大家。

一进院子,辽宁的工人代表们就把我团团围住了,紧紧拉着我的手不放,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开天辟地以来,谁听说过,一个挖了一辈子煤的煤黑子,能住进中南海,住在毛主席身边……”一位抚顺煤矿的老工人紧紧握着我的手说。

一位鞍钢的老劳模,边说边抹着眼泪泣不成声:“我十三岁就在鞍钢替小日本打零工,披着麻袋片,啃着冻得梆梆硬的杂合面饼子,挨过工头的皮鞭,还被小鬼子的皮靴踹过……真是连做梦也想不到,这辈子,能住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在百感交集的情绪之下,许多工人代表控制不住地向我倾诉,有的说住进了过去皇上才能呆的地方,有的说这里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感动了。

当天晚上,我去中南海的游泳池看主席,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把那些老工人的话,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主席。特别是在转述鞍钢那位老劳模的话时,我甚至激动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主席一直默默地听我讲述,他没有不打断我,也一直没有插话。等我把话说得差不多了,他伸出左手向下摆了两下,示意我坐下来讲。我回到沙发边慢慢坐下,头脑也开始降温,逐渐冷静下来。此时,我察觉到主席并没有一点满意的表情,反而有一种不以为然的冷淡。

“总理告诉我,是主席决定请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的。”我说。

“还有吗?”主席说。

“总理安排,要辽宁的工人代表住在一中队营房。”我说。

“还有吗?”主席说。

我没有吱声,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

主席眯着眼睛,默默地抽着烟。我茫然地望着他,感到我们在静默中坐了很长时间。

主席掐灭了烟头,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完了?”主席缓缓地说,“请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是我提议的。这也值得那么大惊小怪吗?”

大惊小怪?我一时转不过弯来,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

主席望着天花板,叹了口气说:“还是江西中央苏区好哇。”

中央苏区?我更是摸不着头脑了。

“在中央苏区,”主席说,“老俵们随时都可以到我住的地方来,我也可以去他们家里和他们聊天。到了延安就不大自由喽,在河边在山坡散步的时候,碰见陕北的婆姨、娃娃、汉子,也还可以随意交谈嘛。现在可好,我请了些工人代表到中南海住住,就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嗯?”

直到这时,我才察觉到主席是在责备我了。

“什么开天辟地第一回,什么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什么伟大领袖居住的地方,什么皇上才能呆的地方,还有什么无上光荣,你是在咒我吗?”主席一口气列举了很多个“什么”,那的确是我刚才说过的,但怎么是诅咒呢?

我感到委屈,辩解地说:“我只不过重复了那些老工人说的话,我看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一句是我编造的,怎么……”

“群众说些过头话,可以谅解。”主席不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而你,”他指着我的鼻子说:“现在已经是党的领导干部了,怎么也欣赏这些名堂,还眉飞色舞、津津有味地到我面前来显摆,太不像话了,你昏了头了!”

听到这样的训斥,我才明白自己无意间已经惹得主席生气了。

主席接着说:“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你就不能这么说!难道你连这点浅显的道理都不懂?我们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人民群众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在那些老工人老劳模面前,你,”主席指了一下我的鼻子,“也包括我,”主席又指了指自己的鼻子,“统统是为他们服务的仆人。仆人请主人到家里来,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嗯?你说呀!”

我额头渗出了汗珠,无言以对了。

“你把主仆关系完全搞颠倒了嘛。这是政治原则性错误!还要为自己辩解呐。”主席非常严厉地说。

冷静想想,主席的批评确实有道理,我为自己的表现深感不安,再次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向主席认错。“是我错了,是,是原则错误,搞颠倒了……关系”我只觉得自己膨胀发热的头脑,被狠狠地浇了一盆凉水。

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块小毛巾,伸手递给我:“记住这次错误的教训吧。”

“我会永远记住的。”我用小毛巾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主席再次挥了挥手要我坐下,说:“你还年轻。列宁说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的。是人就免不了犯错误,但同样的错误绝不能再犯。”又指了指我面前的茶杯,我就端起来喝了两口。

“也不能全怪你,”主席的口气平和下来,“你到辽宁领导岗位才几个月时间嘛。进城以后,我们许多干部官越作越大,离人民群众也越来越远喽。这在党内是个相当普遍的问题。战争年代,是我们离不开群众。离开了群众,我们连脑壳都保不住,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进城后当了大官了,张口闭口说自己是什么父母官了,好像群众离不开他了。鱼水关系逐渐变成了油水关系,自己高高浮在上面,还不让下面群众透口气。”

主席继续说道:“到底谁是父母?是官老爷,还是人民群众?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义务,绝不能有骑在父母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现在党内许多人已经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国民党就是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最后被赶到一个岛子上去了。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关系也搞颠倒,我看,迟早有一天,也会被人民群众赶到某个小岛子上去的。你相信吗?你不信我信。”

主席话锋一转:“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关系再颠倒回来呀。要使我们党的干部都弄清楚这个关系,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要在主人的监督下,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当好仆人。否则,主人有权用大字报向你炮轰,甚至撤你的职,罢你的官。”

主席接着说:“为我们国家奠定基础的是人民群众,他们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呐。你们辽宁是个工业大省,产业工人多,给国家的贡献也大,但工资却很低。他们创造的价值,要比付给他们的报酬高得多。这不尽合理,是我毛泽东对不起他们,欠了他们债的。现在国家底子薄,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建一座高楼要打好地基,再往上就会好一些,工人的待遇也会逐步提高的。目前能补偿一点的,就是他们的生老病死、居住房屋、孩子上学,公家都尽可能包了下来。你去告诉陈锡联,你们辽宁一定要把工人劳保福利的保障工作搞好,否则,我就更加对不起他们呐。”

国庆节后,工人代表团离京返回沈阳。我因病留在北京住进了医院。

一天,曾绍山同志来医院看我,说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并要他到医院来接我一起去参加。我们就一同乘车前往大会堂。当我们来到会议厅门口签到处,里面参会的许多认识的同志都向我打招呼,还有几个跑到门口来握手。然而,负责签到的工作人员说,曾绍山同志可以进去,而我不能进去,因为名单上没有我。

曾绍山急了,对工作人员说:“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名单上肯定有他,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我,要我去医院接他来参加会议的。”

一位工作人员要我们先在门口等一会儿,说再去核对一下。

过了十来分钟,那人回来对我说:“经过核对,名单上确实没有你。请你马上离开,回医院去好好治病。”

回到医院,思来想去,我实在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既然中央开会名单上没有我,我怎么却跑去参加会议呢?好像是我自己硬要挤进去似的,让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场出丑,下不来台。难道是曾绍山故意拿我耍着玩儿?我心里实在郁闷。

第二天,毛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管理员吴连登,带着水果点心来医院看我,说是主席专门派他们来看我的,并转达主席的话,要我静下心来好好治病。

大约一个多星期后,报纸上登出消息,党的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京召开。到这时我才明白,自己是误闯了党的中央全会,被当众拒之门外,并被“轰了出来”。一种既难堪又委屈,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天天折磨着我,始终挥之不去。

11月,我病愈出院。我去看主席,主席详细询问了我的病情,我也谈到了这件实在令人烦心的事。“我也不知道开什么会。”我说,“是曾绍山通知我,说是中央办公厅要他专门来医院接我去参加会的。”

主席微微一笑:“事情已经过去了,就算了吧。”

我继续说:“我确实连开什么会都不知道,又不是我自己要去的,反到好像是我削尖了脑袋,硬要挤进中央全会似的。”

“那又怎么样嘛。”主席平静地说。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当场被轰出会场,别人会怎么想?的确不是我要去的,成心捉弄人嘛!”我气鼓鼓地说。

“觉得受委屈了?”主席皱了一下眉头说。

“不是委屈不委屈的事。既然没有我的事,他们把我带去干什么?还有板有眼地说,是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专门来接我的。这不是把我当猴耍了吗!”我把一肚子气都撒在了经办人身上。

“还有吗?”主席问。

“我就是心里堵得慌。”我嘟囔着。

“说完了?还有吗?”主席又问了一遍。

“这是故意要我当众出丑,下不来台嘛。”我说。

“还有什么?都说出来嘛。”主席说。

“没了。”我真没什么可说的了。

主席依旧不动声色,只是不停地抽着烟。最后,他熄灭了烟头,说道:“会议前一天的晚上,总理送来出席会议的名单上还有你,是我给划掉了。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是这样啊!我恍然大悟:“那……那我什么意见也没了。”

主席说:“大概是中办疏忽了,没有来得及再通知曾绍山,你莫怪他哟。那天,负责签到的工作人员来核实,总理告诉了我,说你已经到了会场门口。是我坚持划掉你的名字,要你回医院去好好治病。”

“我不知道是这么回事,所以……”我说。

“你这个人呐,”主席打断说:“就这么一点点委屈也受不得,没有出息!”

我垂下头:“主席说得对。我只是怕人家误以为……”

“你看,你看,”主席再次打断我的话,指着我说:“还说我说得对。即使人家误以为是你自己跑去的,又被当众赶了出来,那又怎么样嘛,觉得丢人了?面上无光了?有什么了不得的嘛!”停了一下,接着说:“你这个人呐,和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个人的名声看得过重喽。”

“我……”我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

主席说:“别人把你捧上天也罢,踩在脚下说得一无是处也罢,你,还是你嘛,有优点,也有缺点,做过些好事也做过错事,我看你优点还是大于缺点嘛。捧上了天,缺点还是客观存在。说得一无是处,优点也还是客观存在嘛。人,要有自知之明,也要有点自信呢。我年轻时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只要自己走得正,心里没鬼,问心无愧,就不怕人家说三道四,由他说去吧。你嘛,付之一笑了之哦。”主席边说边把右手向上一挥。

“我记住了。”我说。

主席接着说:“我估计到你心里不痛快,第二天,我不是派护士长代表我去医院看你了嘛。”

“当时我只顾憋气了,没想过你派护士长去看我的用意。”我说。

“不是说共产党员要任劳任怨吗?”主席说:“按照古人的说法,无故加之而不怨嘛。有些时候,任怨比任劳更难哟。当年在井冈山,省委派人来传达中央指示,我被开除了党籍,说只能当个师长,不能参加党的会议,不能看党的文件。据说是因为我讲了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家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

“这就开除党籍了?能接受吗?”我说。

主席说:“那有什么法子哟,开除就开除呗,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嘛。后来又说传错了,没有开除党籍,只是开除了中央委员,开除了政治局。”

“要是我,才不接受呢。”我说。

主席摇了摇头:“我们党是有纪律的,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对于个人问题的处理,哪怕是上级处理错了,受了冤枉,受了委屈,你可以保留意见,但要学会服从组织决定。当然,涉及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事,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党和人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你这个人呐,受不得一点委屈,任不得一点怨嘛!这很不好,难成大器。”

我感到主席批评得对,认真地说:“我记住了”。

主席重新点燃了一支香烟,沉默了一会儿没说话。忽然,他扭过头来问我:“什么叫‘三忠于’活动?”

“三忠于?”我一下子还没转过劲来,愣了一下,说:“三忠于活动,就是……就是在每天开会或吃饭之前,大家拿着语录本,对着主席像,集体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要连呼三遍呢。”我边说边比划。

“哦?有这样的事?”主席瞪大了眼睛,“这是哪路神仙的发明?”

“谁发明的我不知道。”我说:“今年五月,中央派我到辽宁去工作,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上上下下都在搞这一套。到了基层,花样更多,还要背语录,跳忠字舞呢。”

“胡闹!”主席大吼了一声,说:“你也去跟着做,跟着跳?”

“我不赞成这一套,他们呼喊口号,我不喊也不举手。”我说。

“那你制止了吗?”主席问。

“大家都是这样,我哪敢去制止啊。”我说,“我要是公开反对,岂不显得很特殊,显得脱离群众吗?还有忠字舞,我从来不跳。在营口县一个公社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人家还非逼着我背语录呢。”

“哦?”主席说,“你背了吗?”

“当时我说我是《辽宁日报》的记者,人家非要你背,不背恐怕连饭都吃不上呢。”

主席说:“不过,我还是要拿你是问。”

“拿我是问?”我着急了,“原先我真的一点不知道,到辽宁后才发现,到处都是这一套。这又不是我决定的。”

主席说:“你们辽宁的工人代表住进一中队的营房。我听身边一中队的干部说,每天早上起床后,工人师傅主动打扫卫生,里里外外搞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还说他们教一中队的干部战士搞‘三忠于’活动,还教什么‘忠字舞’,说军民关系搞得满不错的。军民关系搞得好,我赞成。但我不晓得这个‘三忠于’是个什么活动。”

“辽宁工人代表?”我说,“那我有责任。”

主席说:“三呼万岁,是封建社会臣子们哄骗皇帝的办法。效忠个人,是国民党对付蒋委员长的办法,居然全都搬到共产党里来了。完全是胡闹!这些事,总理、伯达他们碰头会的人知道吗?”

“这我说不好。但全国都这样,他们不会不知道吧。”我说。

“这个‘三忠于’,到底是谁提出来的?”主席问。

“林副主席呀(林彪)。”我没加思索,就随口说了。

主席头一抬,嘴巴抽动了两下,似乎要说些什么,却又硬咽了回去。他身体向后一仰,头靠在沙发背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大口地吸着烟。

我发现他手里那支烟的烟灰已经有一寸多长,快烧到手指了,就站起身来,从茶几上拿起烟灰缸,走到他右手边,想去接烟灰,却碰到了他的手,烟灰撒落在沙发的扶手上。他望了我一眼,把烟蒂在烟灰缸里摁了两下,我顺手把沙发上的烟灰也掸进了烟灰缸。

主席叹了一口气,情绪似乎缓和下来,说:“两年前,在武汉,我写过一封信,引用东汉一个名叫李固的人的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人贵有自知之明呐,这两句,说的就是我自己。人们喊我毛泽东万岁,人哪有一万年好活噢,一百年都很难得。但是,群众都那么喊,又不好泼冷水。我就喊‘人民万岁!’人民才是世界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人民配得上呼万岁呢。”

主席清了一下嗓子,用上嘴唇抿了抿下嘴唇。我熟悉他这个动作,忙端起他的茶杯递给了他。

主席喝了口茶,接着说:“信是写给江青的。总理看过,还有武汉的书记也看过(后来我才知道,应该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我说,吹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主席恢复了平静,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我还要听听总理、伯达他们碰头会怎么个说法。”

12月,我回到沈阳,把主席批评‘三忠于’的事告诉了陈锡联。

1969年初,辽宁省召开关于落实政策的有线广播大会,广播线从省中心会场,一直拉到基层公社和厂矿企业。大会由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杨迪主持,我对他说,你就宣布开会,然后说由我讲话就行了,那套‘三忠于’活动,就不要再搞了。

杨迪疑虑重重地问我:“这行吗?”

“我和陈司令事先商量过,有什么问题我负责。”我说。

大会就这么开始了。然而,我刚讲了几分钟,杨迪从后台匆匆跑到我身边,紧张得满脸是汗。他在我耳边小声说:“不少市地打来电话,追问会议是谁主持的?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动?有的还提出要追查反对毛主席的黑手。”边说边递给我一摞纸条,说是中心会场台下递上来的。

我简单翻了翻纸条,全是这类问题,有的还上纲上线,骂得很难听。

我对杨迪说:“放心,我会处理的。”继续按我原定的提纲讲下去。

最后,我说:“会议期间,收到不少电话和纸条,追问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动?还有的同志提出要揪黑手。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我决定的,要揪黑手就揪我吧。”

会场上传来叽叽喳喳一片议论声。我提高了嗓门,对着麦克风大声说:“不仅这次会议不搞,今后全省都不要再搞这些东西。如果你真的忠于毛泽东思想,那就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去把落实政策的各项工作做好。”

大概是由于我的特殊身份,当时并没有人怀疑我是什么黑手,这股刮了大半年的歪风,在辽宁全省很快就被煞住了。

不久,去北京开会的陈锡联给我打来电话,说周总理在内部一个什么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对“三忠于”活动的严厉批评,今后全国都不许再搞了。我心想,这可能就是主席向中央碰头会询问的结果。

延伸阅读:

张宏良:人民领袖毛泽东

——在毛主席逝世四十周年座谈会上讲话

今天我们在这里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起毛主席,人们有各种各样伟大的称号,这些伟大的称号,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但是,与所有那些伟大称号相比较,“人民领袖毛泽东”,才应该是其中最贴切的称号。

第一,毛主席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有许多激动人心的口号和时刻,但是,其中最让中国人民感到无比激动和兴奋的一个口号,就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要站起来,是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欺辱、侵略、蹂躏和杀戮的中国人民最强烈的愿望,是几乎惨遭亡国灭种的中华民族最渴望的梦想!

但是,大清王朝没有能力实现中国人民的这个愿望和梦想,北洋政府也不能实现中国人民的这个愿望和梦想,国民党政府同样不能实现中国人民的这个愿望和梦想,只有毛泽东才领导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凝结成一个钢铁般的强大力量,打败了西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是象一般国家那样仅仅体现在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这个表面层次上,而是体现在对内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对外国家全面独立以及国家尊严、主权和领土不可侵犯上,特别是体现在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态度上。为捍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五六十年代中国在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的战争中两次打败美国,在珍宝岛战争中战胜苏联。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如此,对其他侵略行为更是“有来犯者,只要好打”,绝对没有三十多年来这种仅仅限于嘴头上的“抗议抗议再抗议”。这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最可靠标志。

今天我们民族要复兴,国家要崛起,同样需要对内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对外能够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和尊严。首先是对内要能够凝成一个拳头,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正面的例子是如此,反面的例子也是如此。如果当初希特勒德国不能通过共同富裕拧成一股绳,就不可能横扫欧洲如卷席。其次是要能够捍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和尊严,这三个方面一个都不能少。如果我们像现在这样,长安街路边摆个摊马上就砸掉,而萨德导弹几乎架到天安门旁边却无可奈何,那中华民族的复兴就只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南柯一梦。

第二,毛主席把中国的一切全都打上了人民的烙印。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法院,人民公安,人民银行,人民铁路,人民邮政,人民医院,人民教师等等,所有这些人民的烙印,在时时刻刻提醒这个国家所有的人,中国的一切都是人民的,任何人都无权个人占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哪怕是一草一木、一砖一石的个人占有,都是非法的,都是一种犯罪活动。

这就彻底打掉了私有制的合法性,所以中国搞了四十年改革开放,至今也没有人敢堂堂正正地宣布搞私有化,而只能偷偷地搞,名不正言不顺地搞。只能把私有化改革称为是市场化改革,把私营经济称为是民营经济,就是不敢公开承认是私有化。这就是毛主席把一切都打上人民烙印的结果。

经常有人会说,今天的公有制和人民占有只剩下了一个招牌,已经没有了实际意义。这个说法是十分错误的糊涂认识,道理很简单,只要有公有制和人民占有这个招牌,现在的私有化无论怎么搞,就都没有合法性,就都是非法的,将来我们就有理由再回到公有制上来,眼下这个招牌就是我们将来回归公有制的合法性依据。这个招牌就如同结婚证一样,无论老公和小三儿打得多么火热,哪怕是白天黑夜都在一起,只要没有结婚证,他们就是非法同居,就不敢公开生活在一起,妻子就有翻盘的希望。可是一旦失去结婚证这个招牌,作为妻子就彻底失去了翻盘的希望,小三儿就会变为正妻。公有制的招牌同样是这个道理。只要“一切属于人民”这块招牌没有被摘掉,中国社会主义就有复兴的希望。招牌的作用就在于此。

第三,毛主席为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创造了以大众民主为代表的大众政治文明。自由和民主是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形成的不变追求,其间经过了奴隶社会的贵族民主、封建社会的权力民主、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民主和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民主四个阶段。综合这四个阶段的民主制度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精英民主。由精英来代替老百姓行使民主权利,包括文革前的中国和苏联东欧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是由精英来代替老百姓行使民主权利,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只在于是红色精英还是白色精英而已。

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不仅西方国家的精英民主把老百姓排除在权利之外,苏联东欧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红色精英”同样把老百姓排除在权利之外(文革就是老百姓想尝试一下真正的民主权利,结果尝试时间不到三年,直到今天四十多年过去了,仍然被骂得狗血喷头)。可见,如同官僚集团占有制的形式不能实现公有制的内容一样,红色精英的阶级民主形式同样不能实现人民民主的内容。于是,毛主席便率领中国人民开始了探索真正能够实现人民民主的民主制度,这就是文革探索成功的大众民主。

所谓大众民主,就是由人民大众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直接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而不再是通过精英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间接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也就是用人民大众直接管理国家的大众民主制度,来取代由精英管理国家的西方代议民主制度。虽然西方的代议民主制度适合工业社会的发展要求,在工业社会数百年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它与建立在网络社会和虚拟经济基础上的信息时代,已经完全不相容了。所以,西方代议民主制度被大众民主制度所取代,将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

这方面需要阐述的内容有很多,大众民主在很多方面都高于精英民主,但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大众民主是与网络社会这一新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它综合了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和苏联东欧传统社会主义阶级民主的优点,因而比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和苏东传统社会主义的阶级民主制度,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更加能够实现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是现阶段人民大众实现民主权利的最高形式。

一方面,它吸收了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优点,把宪政民主制度的言论自由和社团民主提高到了一个崭新阶段。言论自由和社团民主,是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两大支柱。但是受工业社会纸媒体狭窄传播内容和形式的限制,自由和民主的范围同样十分狭窄。

就言论自由而言,一个报纸就那么几个版面,只能表达少数精英的政治诉求,而不可能表达社会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政治诉求。这就形成了资本统治的精英政治。而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主体的大众民主,借助于现代网络技术,可以表达社会每一个人的政治诉求,每一个人的政治诉求都可以在网上直接表达出来,而不再需要通过精英间接地表达。真正实现了整个社会全体成员的言论自由。当今中国网络大字报的出现,就是文革大民主的现代版。全世界的网络都在谈情说爱和发送商业信息,只有中国的网络在谈论国家大事和人类终极命运,看上去,好像中国人天生就是为网络而生的,其实不是,而是毛泽东大众民主运动的结果。

再拿社团民主来说,西方国家的民主除了四年一次的选举之外,平常主要是通过社团民主实现的,由各种各样的民间社团来监督、质询和约束政府的政策和活动。这也是西方国家指责苏联和当今中国不民主的一大理由。但是,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社团民主相比,今天西方的社团民主就大为逊色了,因为它仍然带有明显的精英和资本痕迹,而不具备毛泽东时代那种真正的民间社团性质。就拿文革时期来说,各种造反组织铺天盖地,民间社团遍地都是,中国一个城市的社团数量就能够超过西方一个国家的社团数量,并且从质量上来说,社团成员完全来自于出于公心的地地道道的老百姓。无论就民间意愿的表达来说,还是就对政府的制约作用来说,都远远超过今天西方国家,达到了社团民主的历史最高阶段。

另一方面,大众民主制度和大众政治文明不仅吸收了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优点,同时也吸收了苏联东欧传统社会主义阶级民主制度的优点。它既继承了苏联东欧阶级民主制度中红色精英理想主义的优点,又克服了阶级民主制度中红色精英特权生活的缺陷,把苏联东欧的那种阶级民主扩大到了每一个无产阶级劳动者身上,使每一个无产阶级劳动者都能够享受到民主权利,而不只是被选拔出来的红色精英才能享有民主权利。

总之,毛主席留下的大众民主制度和大众政治文明,概括了西方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和苏联东欧传统社会主义阶级民主的优点,同时克服了这两者的缺陷,必将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政治方向。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最大的贡献。

第四,毛主席创造了用街头革命代替暴力革命的社会历史转变方式,使人民大众免除了社会变革的动荡和战乱之苦。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是暴力革命过程中的巨大牺牲,又是老百姓的巨大痛苦。特别是在现代军事技术条件下,暴力革命的结果,有可能是革命反革命同归于尽,最终使人民大众陷入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但是,放弃革命又绝对不行,因为放弃了革命,也就是放弃了老百姓的活路,放弃了社会正义,放弃了天理人伦。所以毛主席才自始至终坚持造反有理,坚持继续革命。继续革命理论是毛主席晚年最伟大的理论。

既然暴力革命不行,不革命更加不行,这就形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空前悖论。能否解决以及如何解决这个空前的革命悖论,决定着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命运。在这个几乎难于跨越的历史鸿沟面前,作为一代大佛的毛泽东,利用晚年的有限时间,毅然发动文化大革命,创造了用街头革命取代暴力革命的社会历史转变方式,成功解决了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一大难题,跨越了有可能使人类陷入绝境的一大鸿沟。可以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伟大的街头革命。

自那时以来,人类社会历史的转变,国家政治制度的更新,社会生产方式的交替,就由暴力革命转向了街头革命。苏联东欧的剧变,中亚社会的变迁,中东地区的转型,几乎所有国家的变革,全都采用了街头革命的形式。街头革命取代暴力革命,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革命文明”的一个巨大飞跃,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如果没有街头革命这种形式的出现,上述社会历史的转变,不知道会死多少人,既使是不以亿万计,至少也会以千万计。亿万万人民没有在社会变革中死于非命,包括将来更多的人民都将会避免在社会变革中死于非命,都要感谢一个伟大的名字,就是毛泽东!

总之,人类历史上有过许许多多的伟大领袖,但是人民领袖只有一个,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为了他的人民,为了中国人民,也为了正在争取翻身解放的世界人民,不再会在胜利后重新沦为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奴隶,坚持率领中国人民继续革命,为此不惜得罪了整个官僚集团,得罪了整个知识精英集团,得罪了整个资本集团,得罪了自己亲自培养带领出来的整个红色精英阶层,最终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毛主席为人民作出的巨大牺牲,绝不仅仅是失去出了几位亲人,而是失去了所有想跟着他“打天下坐天下”的追随者,陷入了无边的孤独之中。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民才怀着亲人般的感情,追随毛泽东,崇拜毛泽东,生生死死捍卫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的眼里,已经不仅仅是伟大的领导人,而是人民的领袖,人民的亲人,人民的依靠,人民的指望!是人民之神,是人民之魂!这就是毛泽东和人民的关系!古往今来伟人和民众之间唯一的亲人关系!人民领袖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万岁!
【作者: /编辑:公社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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